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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祝同看着许鸣送来的资料,叹了口气,“千里,你说的我何尝不知道,可咱们征兵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征兵的数额首先是分配给省里兵役局,然后将具体数字分配到各个县乡,由各县兵役所统一征召。
现在我们的军纪不好,部队死伤又严重,老百姓的应征热情本就不高,各地兵役部门往往难以完成既定任务;有的地方乡长、保长敷衍,拖着不办,原定之数额迟迟不能补足;有的地方干部或当地官员徇私舞弊,收受贿赂,将有钱之人子女不列入名册,抽调上来的壮丁都是病弱之人;更有情形恶劣者,借此大肆勒索,进一步败坏我军形象,百姓对入伍更添抵触…”
顾祝同将三战区兵役制度的弊病一一说出,话里面显得十分的无奈,顾祝同尽管是战区司令长官,官高权重,对这些问题也是无可奈何。
不过许鸣却知道,征兵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是部队战斗力的根源。中国当时缺什么?缺钱?缺武器?缺技术?都不是!
中国最缺的就是一种适合总体战的战时体制,这种体制,德国有,苏联有,甚至美国也有,我们的对手日本更是建立一条极具战斗力的法西斯征兵体制,但唯独我们中国没有。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义务兵役制,如果中国能够建立一条从上到下,覆盖整个国民阶层的兵役制度,那抗战是不用打了,因为小日本压根就不敢来入侵中国,中国四亿五千万人口,至少可以提供4000万左右的兵源,这是日本这个国家根本打不垮的力量。
中国的军政高层不可能不知道鲁登道夫的“总体战”,1929年,国民政府立法院开始讨论兵役制度,1931年通过,1933年开始在全国推广,但实施的过程极不理想。
究其根本,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国民党基层组织涣散,毫无执行力,像顾祝同说的这些问题,国民党在基层的干部,还有兵役管理部门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任何舞弊行为,都是对上不对下的,可政府却没有一套完善的检察体系,也没有及时的纠错机制,从而使征兵的问题越来越难办。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整个社会风气不利于当兵,这种风气比清朝时期是好多了,但相比于西方国家或者日本、苏联还是差远了,在这些国家里,士兵的地位是很高的,从个人待遇到军人地位,还有伤残后的抚恤,都非常的完善和系统,整个国家有一种良好的拥军氛围。
当然,目前中国的兵役制度比历史上好多了,基本上没有了拉壮丁现象,历史上因为前线接连的失利,中国实际控制的范围越来越小,只能靠四川、贵州几个省份提供兵源,当时这些地方的壮丁比例占总人口都超过了10%,兵源严重不足,负责兵役的师管部门见人就拉,有的工厂工人、还有路过小贩也被捆到前线,加上种种条件的恶劣,大批壮丁死亡。
严格说起来,这事不归许鸣管,甚至不归顾祝同管,国民政府中央有兵役署,各个省及下属的专署有军管区,各县还有兵役所,中国的兵役制度是完善的,问题在于执行的过程中缺乏执行力。
但这个问题靠别人是不行的,兵役署和军管区摆明是没有尽到责任,顾祝同就是和稀泥的,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得罪人的,许鸣经过一番捣鼓,搞出6条杀气腾腾的条令。
此时,王耀武从金华也回到上饶,许鸣将这6条摆弄出来,王耀武一看,这六条分别是:
1、完不成预定兵役数额之军管区及兵役署,一律交付三战区特别部门军法审判,有故意敷衍者,严厉处置。
2、战区特设监察部门,监察兵役过程中不法事宜,监察人员有临机处置之权利,并鼓励在乡人员举报,若举报属实,重奖之,另监察部门不定期调换。
3、各县、乡分设宣导组,宣传兵役政策,鼓励民众拥军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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