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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猜测两宫太后是想适当地“裁减”奕的一些事权,便把球轻轻地推了回去。
三月初七日,他们递上了覆奏。不料慈禧根本没看他们的奏折,而是拿出了她自己亲笔书写的谕旨给他们看。这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也使他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无论是以倭仁为首的顽固守旧派大臣,还是以恭亲王为首的王公党,谁都没有料到这一场根本不算风波的责难,竟然引发那般严重后果。
慈禧拿出手书的罢免奕的朱谕,虽错别字连篇,但文字尚通顺。由于她平时亲阅奏折,因而掌握了上谕的一般用语和通用格式,倒也能让人看得懂。
谕在廷王大臣等同看,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种)(劣)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是(事)出有因,究属暧昧,难以悬揣。
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依)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视)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暗)始(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诸)多取巧,满是胡谈乱道。
嗣(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即(及)早宣示,朕归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正(政)?嗣(似)此种种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宽大之恩。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方是朕保全之至意。特谕。
“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方是朕保全之至意”。这哪里是裁减事权,分明是一撸到底。大臣们面色惶然,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反复无常、性情乖戾的铁女人慈禧的真意何在,不敢贸然行事,天怒难犯啊!
大学士周祖培感到朱谕太片面了,又不敢多说,只是建议加上“议政之初,尚属勤慎”八个字。慈禧想了想,觉得加上八个字无关宏旨,便勉强同意了。
然后马上厉声说道:“此诏即由内阁速行之,不必由军机!”她深悉军机处是奕的班底,因而绕开军机处,直接交由内阁办理。由此可见盛怒之下的慈禧在处理同她合作多年的奕上,态度之决绝,行动之专断。
慈禧的手书朱谕,经周祖培略加润色、点染,便交由内阁明发下来。除上述内容外,关于军机处,交代“著责成该大臣等共矢公忠,尽心筹办”;关于总理衙门,则“责令文祥等和衷共济,妥协办理”;至于“以后召见、引见等事项,著派惇亲王、醇郡王、锺郡王、孚郡王四人轮流带领”。这就是说,慈禧把罢免奕后形成的政治真空,都作了相应的弥补。
朱谕发下去了,一场风波似乎就这样平息了。
不料,上谕发下的第二天,即三月初八日,却又起波澜。惇亲王即上一疏,表示了同两宫太后不同的意见:
自古帝王举措一秉至公,进一人而用之无二,退一人而亦必有确据,方行摈斥。今恭亲王自议政以来办理事务,未闻有昭著劣迹,惟召对时语言词气之间,诸多不检,究非臣民所共见共闻;而被参各款,查办又无实据,若遽行罢斥,窃恐传闻中外,议论纷然,于用人行政,似有关系,殊非浅鲜。臣愚昧之见,请皇太后皇上恩施格外,饬下王公、大臣集议请旨施行。
惇亲王是道光帝第五子,在现存的几位皇子中,他排行第一,地位较崇。他性情豪爽,直言敢谏,平时不大过问政事。但在黜陟奕的这个重大问题上,他却上了一疏,明确表示不同意两宫,尤其是慈禧的处治,慈禧对他的上疏不能不格外重视。
当天,两宫太后便召见了道光帝第九子孚郡王及军机大臣文祥等,令他们传谕王公、大臣、翰、詹、科、道,于明日到内阁开会。将惇亲王的疏和蔡寿祺的折都发到会议上,让他们讨论。并谕令文祥等,到内阁去传达今天两宫太后新的懿旨。这个懿旨说了一些对奕有利的话。
因此,当天都城内盛传两宫太后“天怒已回,眷顾未替,宫中且多言恭王将复辅政矣”。看起来,事情似乎往有利于奕的方面转化。
但是问题不那么简单。三月初九日,两宫太后又变卦了。她们召见了倭仁、周祖培、瑞常、朱凤标、万青黎、基溥、吴廷栋、王发桂等八大臣。
慈禧对八大臣怒道:“恭王狂肆已甚,必不可复用。”对奕在用人方面百般挑剔:“即如载龄人材,岂任尚书者乎?而王必予之。”同时,对惇亲王上疏为奕说情,也极为不满,挖苦地说:“惇王今为疏争,前年在热河言恭王欲反者非惇王耶?汝曹为我平治之。”这里明确地表示出,对奕的处分是不可更改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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