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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仁治’。这‘三治’,堪称儒家的三个主义!”
“儒家‘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而这礼治,可以说是眼下我大清惩戒罗刹等西洋蛮夷的一柄利器,我天朝上国以礼服人,假若那些蛮夷之国不通情理、不遵礼制,轻可以训斥教化,若其屡教不改,则重可以兴兵罚国,刑其首恶!罗刹如果执迷不悟,此法可行!”岳乐这才恍然大悟,那天午门献俘这玄烨怒责斯捷潘诺夫种种罪行,是为了这个原因!
“儒家‘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弘毅越说越激动,也顾不太上现代词汇和当时语言环境的对接了,好在词语虽然生涩,但是其中的含义岳乐还是能够基本明白的,所以也没有打断。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弘毅说完这一大段,仔细瞧着岳乐,见他只剩下频频颔首了,才继续说道:
“于今日看,侄儿认为儒家学问已有三利二弊。其一利,是提出‘礼治’、‘德治’和‘仁治’这‘三治’;二利是提出了‘积极入世’;三利是提出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不管是“王道”还是“霸道”,和谐是万物共存的根本之道。”
“但儒学更有二弊。最大的一弊就是‘迂腐’。第二弊则是‘重徳轻法’。”
弘毅没有详述这二弊的具体内容,却一下子抓住了岳乐的心。是呀,“迂腐”莫大于将满洲排斥于华夏之外,整天个叫嚷着什么驱除鞑虏,谁是鞑虏?宋金之时就在争执谁为“中国”,却都被蒙古征服。明清交替,满蒙又都成了中国之人。这鞑虏,的确需要好好分辨才好。
“难道今日的孔教就是孔丘本义吗?侄儿以为不然,毕竟孔子以下,孟子、荀子、程朱理学,再到陆王心学,这儒家学说可未曾没有一日不发展变化,可孔门子弟却一味的说自己的学说是千年不变的,要求所有的人也是因循守旧,不可僭越!长此以往,中华必将自绝于世界之外,大清的华夏,无论满汉各族,都会受制于西来洋夷的祸患,沦为西洋诸藩的囊中之物了!”弘毅十分悲伤的说完最后一句,长叹一口气。
“为何是那些蛮荒未开的西洋诸藩?”岳乐赶紧追问,特别是说这最大的威胁不是汉人的排满,而是汉人学问的迂腐,以及西洋东来的威胁。
“四叔有所不知,西洋诸藩虽然荒蛮,但那是百年以前的旧事了。早在明朝中后期,西洋人就开始励精图治,于今日,其凭借着海船和火器的造办技艺精良,已经在海路上广而贸易,攫取了数额巨大的利益,更是滋长了他们的国力,走上了一条血雨腥风的暴政之路。此消彼长,假若我中华国人继续沉溺于几千年来唯我独尊的陈年旧梦之中,终有一日,那些个西洋狂人的刀枪就会架在我们的家门口了!”弘毅说的言词确确,就等着岳乐发问。
“此消彼长?此话怎讲?难道汉人的学说还比不过洋人的奇巧?还请贝勒爷教我!”岳乐拿出对待那些汉臣元老一样的尊重,给眼前这个婴儿施了一个汉礼。
弘毅不由得愣了一下:奇巧?这不和后世乾隆嘉庆朝对西洋技艺蔑称“奇技淫巧[1]”一个心态吗?看来即使是改革派,也终归是受制于历史局限呀!看来只好详细给这位当前最可倚仗的贵族大臣好好上一课了!
“四叔客气,侄儿就是说一说自己的那些个想法,也不见得都对。”弘毅赶紧跳下来客气一番,重新拉着岳乐入座,自己则顺势背着小手在厅堂里边踱步边开讲……
[1]指过于奇巧而无益的技艺与制品。奇,奇异。淫,过分,极端。指过于奇巧而无益的技艺与制品。《书·泰誓下》:“[商王]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孔颖达疏:“奇技谓奇异技能,淫巧谓过度工巧。二者大同,但技据人身,巧指器物为异耳。”
清代管同所著《禁用洋货议》:“昔者,圣王之世,服饰有定制,而作奇技淫巧者有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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