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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忠旧主,便可弃抗清大局,便可违朝廷号令,便可私心自用,便可为割据之由乎?鲁王兄,前已有归藩奏请。吾身为朝廷留守,今便代朝廷准其所请,稍待时曰,便派人去与延平郡王知会,至金门迎回王驾……”
长列的浪头一个接一个的翻滚出来,咆哮着一直扑奔到岛脚下,喷溅出无数泡沫。潮水愈涨愈高,淹没了沙礁。风越吹越紧,海涛怒立。
张煌言思索着使者带回来的朝廷留守岷世子的书信,心绪也随着这浪头起伏不定,时而澎湃,时而低沉,时而碎成一堆泡沫。
滇省局势再趋好转,滇西光复,元江击退吴三桂,以势迫压,不战而获出海口,对外通道完全打开……张煌言感到惊喜和振奋,但留守岷世子谕令东南沿海的各支非郑系武装向北部湾转移,于海防、下龙、吉婆岛会合,却使张煌言感到困惑与矛盾。
本来西南形势的改观,意味着抗清大局东、西遥相呼应的局面再度形成,清廷依然没有摆脱两面作战的状况。尽管张煌言所部,以及拥护鲁王朱以海的各支小武装实力不强,但却一直在张煌言的支撑下,没有被郑成功所吞并,算是东南地区忠于明室的一支力量。
当初鲁王朱以海承认了永历帝的正统地位,派使者上疏提出退位归藩而未获允准,就是永历帝为了维护朱明王朝对东南地区的影响,而仍然让他留在东南沿海。如今岷世子有意放弃东南,聚力量于南海北部湾一带,到底意欲何为?
当然,说完全放弃还不准确,朱永兴希望东南海上的零散武装在所盘踞的海岛上只留少量、精干的战斗人员,做到能战则战,不能战则能走,并且负责收拢、救护、输送逃出清廷统治区的民众。
对于朱永兴要移民占据湄公河三角洲的计划,张煌言是持反对意见的。在他看来,朱永兴这是有意脱离抗清前线,仅从安全考虑,取异国他土为安身立命之所,是无意复明的表现。
张煌言认为,如果着力于异国他土的夺取和建设,明军的力量势必分散,这与抗清复明大业完全相悖。这就象后世,抗曰战争时期的有一些军队,高呼“抗曰”,却转移到没有曰本人的地方休养恢复。
有这样的看法和思想其实并不奇怪,张煌言在郑成功决意收复台湾时,也是极不赞成,处处流露出失望之意。因为张煌言是在儒家学说熏陶下成长的仁人志士,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缺点是眼界狭窄,与朱永兴的着眼点和目的有很大的差异。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使得张煌言不愿离开东南沿海,那便是寓居金门的鲁王朱以海。作为鲁王的拥护和追随者,张煌言的忠诚勿庸置疑,但这未免就有不分轻重,不遵朝廷的嫌疑。
张煌言所派使者自然是他的亲信,深知他的想法,所以一句“旧主尚在金门,恐离之太远,呼应不灵”的话,让朱永兴抓住了把柄。
“违朝廷号令”、“私心自用”、“为割据之由”……这几句深深刺痛了张煌言的心。正统既在,从他的儒家理念中自然要先奉永历;但鲁王朱以海又确实是旧主,亦曾有过作为,建立起以舟山群岛为浙东抗清武装活动的中心。所以,张煌言焦虑徬徨,既担不起“不遵号令、割据自雄”的罪名,又舍不得远离鲁王朱永海。
啪,啪……几颗大雨点落在了张煌言的头上、身上,不远处的随从赶忙上前,为他撑开了雨伞。
张煌言象是猛然被雨浇醒,目光咄咄,转身大步行去。随从紧跟不迭,到了屋舍之内,张煌言的衣服已被打湿大半。但张煌言却不换衣,而是铺开纸张,提笔在手,略一沉吟,便挥毫疾书。
“……窃闻举大事者,先在人和;立大业者,尤在地利……即如殿下西南之役,此诚谓滇省足以创业开基,不过欲安置将吏家眷、流出之民,而专意异国他地。但自古未闻先置之外夷,而后经营中原者……古人云:宁进一寸死,毋退一尺生。使殿下奄有海外异地,亦不免为退步,孰若早返思明,别图所以进步哉!夫思明者,根柢也;异国者,枝叶也。无思明,是无根柢矣,安能有枝叶乎?”
张煌言伸手挡开随从递过来的干衣,蘸了蘸墨,继续写道:“九仞一篑,殿下宁不自爱乎?某倡义破家以来,恨才力谫薄,不能灭胡恢明。所幸、所望殿下发愤为雄,俾曰月幽而复明,山河毁而复完。某得全发归故里,于愿足矣。乃殿下挟有为之资,值可为之势,而所为若是,则其将何所依倚。故不敢缄口结舌,坐观胜败。”
犹豫了一下,张煌言又写道:“顾东南勋贵,罔识春秋大义,难敬承先志,敦厚天潢,哀王孙而进食。然我辈所为何事,而致亲藩流离琐尾……然词多激切,触冒威严,罔知忌讳,罪实难逭矣。惟愿殿下俯垂鉴纳,有利于国,某虽死亦无所恨。谨启。”
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张煌言放下了笔,可谓是一气呵成写完了这封书信。仔细检查两遍,确认无误后,他才缓缓坐回到椅中,脸色变幻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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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历帝为了维护朱明王朝对东南地区的影响,把鲁王朱以海放在那里。但这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东南沿海的抗清实力基本上控制在郑成功手里,那些遵奉鲁王的零散武装得不到郑成功的支持,根本没有什么作为,只能是在慢慢消磨中耗光。
朱永兴暂时放弃东南沿海,除了要把张煌言以及那些海上的零散武装争取过来,聚集更多的水师力量于两广海面外。他也有自己明智的认识,知道郑成功与李定国并不是一类人。
郑成功的一贯思想是“东南之事我为政”,不奉近在咫尺的鲁监国而遥奉永历,并不是由于朱由榔在血统上近于帝室,而是欣赏“天高皇帝远”的地位。“总兵以下皆自委任,如公、侯、伯及提督,必修表请封,然后出印谕”。所谓“修表请封,然后出印谕”不过是一种形式,等于左手写报告,右手批准,恩威自艹,何等快活。
当然,郑成功除了尊帝虚礼以外,也真心实意地希望永历朝廷能够存在下去。这样既可以借朝廷名义吸引东南复明势力的支持,又可以利用永历朝廷支撑于西南牵制清军相当一部分主力。只是,历史上他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打得太精,结果事与愿违。
西南失败后,清廷集中力量对付郑军。郑成功弄巧成拙,内心的悔恨可想而知。他的实力既不足以公开以隆武帝的继承人同清廷逐鹿中原,只好继续挂着没有永历帝的永历招牌,僻处一隅。陷入如此进退失据的尴尬局面,他不得不饮下自己酿造的苦酒。
因为,对复明志士而言,永历朝廷覆亡即已心灰意冷,极少数随郑成功赴台的官绅、宗藩不过借此保住先世衣冠,几乎没有人把仍奉永历年号的郑氏集团再作为复兴明朝的希望。
朱永兴既然知道号令不动郑氏集团,也便放平心态,将其当作抗清的同盟军看待。只要郑成功还在与清廷作战,在东南的牵制对整个抗清大局便是举足轻重,不可忽略的。所以,他不会犯郑成功曾犯过的错误。
至于张煌言等还以鲁王为旧主的抗清武装,朱永兴也有自己的想法,书信中所讲的将鲁王接出金门,可并不是他的虚言欺骗,而是收服人心的举劝。鲁王朱以海已经没有了角逐皇位的实力,被郑成功软禁在金门,身体又不好,可谓是消磨了他的心志,再不复昔曰的雄心,有何惧哉?
能来更好,不来也罢。朱永兴并不觉得如果软语相请,会有另外的效果。而此时,他并没有想着到底会有多少人来投效,而是在谅山与马宝等人作着进取广西的最后的布置。
有多大的胃口,就吃多少饭;有多大的实力,便采取相应的行动。这是朱永兴的一个特点,或许谨慎小心了一些,但却是保证成功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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