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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两军围绕衡阳展开攻防大战的时候,初步整编完毕的荡朔军开始行动,攻陷镇远,由此进入湖南,抵清浪卫,于十一月二十四逼近沅州(湖南芷江),并于两天后攻陷沅州,俘该城总兵官崔世录。 随后,荡朔军趁着湖南清军多已调往衡阳,地方守备空虚之机,长驱直进,下鹤城(怀化),破辰州(沅陵),直逼常德。
十一月十七,接到吴三桂所部反正投诚的消息后,殄朔军由叙国公马惟兴率领,并手下总兵李承爵、黄元才、张国用,率部由桂林誓师出征,杀入湖南。先破永州,然后挥师北上,于十一月二十五再取宝庆府治邵阳,在西面对衡阳清军形成了夹击之势。但殄朔军并未向东挺进,而是继续北进,再攻湘乡(娄底),做出兵进湘潭,切断衡阳清军退路之势。
吴三桂反正归明,其所部改编的荡朔军并不是战力强横,但对湖南,乃至大江以南的清朝官将来说,却是晴天霹雳。在他们心里,这意味着大势已去,清廷赖以统治南方的“三藩”已或灭或反,全部丧失。
再加上滇桂两省的明军挣脱了手脚,一路攻势迅猛,更是吓得清朝官兵胆战心惊,闻风而逃。
常德总兵官杨遇明与吴三桂是故交,官至明守备而降清,先授予山东莱州游击,以军功升至副将。顺治十二年,升任湖广常德镇总兵官。闻听吴三桂反正,荡朔军兵临城下,其子杨宝应亦是荡朔军将领之一,遂为内应,开城迎荡朔军而入,知府翁应兆投降。清兵逃窜。
夏国相又督率军队夺取了常德以北的澧州,此役没有经过战斗,大兵到时,城内清军献城易帜,变成荡朔军之一部。清将提督桑峨、总兵官周邦宁率部从荆州赶至澧州城外增援,见敌人军容甚盛。自感一旅“孤军不能迎敌”,“不得不退回荆州”,向朝廷告急,请求“大兵星驰”赴援。
十二月十一,荡朔军将领吴应期与张国柱率军攻至洞庭湖之滨的重镇岳州,该城参将李国栋“私行纳款”,献城投降。
殄朔军日夜兼程,突逼湘潭城下,守城的清军“士卒解体。孤城无援”,湘潭一鼓而下。驻防长沙的巡抚卢震闻听明军已占湘潭,为保性命,擅自放弃守土之责,竟丢弃长沙于不顾,逃往岳州去了。
长沙副将黄正卿、参将陈武衡留下守城,眼见明军已近在咫尺,全城人心惶惶。官兵已无心守城。二人自知大势已去,不想为清朝效力。遂派人至湘潭请降,连同部属和城池都献给了明军。
十一月二十八,被切断退路的衡阳清军匆忙后撤,征朔军则趁势反攻,负责断后的湖南绿营稍触即溃,都统赫叶及瑚里布不得已率满兵回头迎战。军心本已散乱。满兵在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明军围攻下大败,挤窜于湘江,溺毙者无数。少量残兵不敢向北,逃过湘江,东窜江西而去。
一个多月的时间。明军调动了三个军,十余万人马,在湖南攻城掠地,长驱直进,连陷沅州、常德、辰州、长沙、岳州、衡州等战略重镇,除衡阳战事激烈外,所经之地,诸府州县将吏非逃即降,几乎重演了“三藩之乱”时的情景。
“吴三桂反叛以来,湖南绿旗官兵多附贼。”
“逆贼虚声恫吓,以致巡抚卢震弃地潜逃,已行拏究。湖南文武各官仍能保百姓,固守地方,允称尽职,事平之日,从优加典。”
“贼势猖獗,所属州县官员不能安民心,固疆域,致常(德)、澧(州)、长(沙)、岳(州)相继陷贼,全部革职查问。”
“吴三桂身膺重任,甘心从贼,横行凶逆,涂炭生灵,理法难容,神人共愤。今削其爵,特遣宁南靖寇大将军统领劲旅,前往扑灭,兵威所至,刻期荡平。”
“地方官民人等,身在贼境,或心存忠义,不能自拔;或被贼驱迫,怀疑畏罪,大兵一到,玉石莫分。爰颁敕旨,通行晓谕,尔等各宜安分自保,无听诱胁,即或误从贼党,但能悔罪归诚,悉赦已往,不复究治。”
明军的反攻凌厉难敌,满兵败于衡阳,绿旗清军则是一触即溃,甚至闻风而逃。清廷异常震恐,挡不住明军的攻势,便追究地方军政大员失土的责任。又是圣旨连下,一边虚声恐吓,一边政治利诱。
同时,清廷也意识到“武昌重地,不可不予为防守”,急命都统觉罗朱满领兵速往武昌,“保固地方”。倘敌军众多,不得轻战;如敌军不来,可于武昌以南,选“水路要地驻防”。清廷又恐调兵不及,急令在南昌的都统穆占率军转赴武昌,先行抵挡敌军攻势。
接着,清廷进行了一系列的紧急调动,分遣各方面军,任命各方面军的统帅——将军,迅速进入各自的战区,诸如武昌、荆州、彝陵、郧阳、襄阳、汉中、西安、京口、江宁、安庆、山东与河南等要地。这些战略据点,凭借长江天险,将以荆州为中心,重点布列在长江中游与下游地区,与长江南、山东、河南个别地区互有延伸交错,形成了一道颇为严密的军事攻守防线。
此时,清廷终于意识到只动用满洲八旗和汉军绿旗兵,已经兵力不敷,不得不征调蒙古各旗部队。先调察哈尔护军骁骑一半兵力,从蒙古四十九旗中先调距离北京稍近的科尔沁十旗、敖汉一旗、奈曼一旗、克西克腾一旗、归化城十旗,共出兵万人。
其中抽出六千人和旗下兵的一半,约万余人,由固山贝子准达率往荆州;剩下四千名蒙古兵和旗下兵的一半,约万余人,由多罗贝勒尚善等率往武昌。清廷限定,蒙古兵于二月一日以前至京。同时,命科尔沁部辅国公图纳黑、杜尔伯特台吉温布赴荆州听用,巴林部贝子温春、台吉格勒尔图赴武昌。
事实上。清廷的遥控指挥和调兵遣将已经晚了。常德、长沙“扼湖湘之险,当水陆之冲”,为明军所占后,“全楚之势”都转到了明军方面,想要扭转,谈何容易?
而且。明军在湖南的全胜,就象一道冲击波,引起了连锁反应,那些不满清朝统治的人们,乘时而起,汹涌难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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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将赐来黄带子,亲王自领绿旗兵。”说的就是领兵将领都是皇室贵族。这些高贵的子弟,皇亲贵胄,都是皇室中的年轻一代。他们没经过先辈们的艰苦创业的年代。他们一生下来或刚懂事,爱新觉罗氏已经君临天下,坐享先辈们的胜利果实,承袭父辈的爵位,养尊处优,很少见过战阵,更谈不上丰富的作战经验。
在满洲兵将的印象中,战阵不过是骑马冲杀射箭。挥舞刀枪嚎叫而上,但面对明军的火枪、火炮、刺刀。以及严整的军阵时,这些看起来简单有效的战术便失去了逞威之能。
相比于清廷的恐慌,相比于满洲兵将的无所适从,朱永兴却是显得更加自信威严,顾盼神飞,指点江山。将英明神武显露无遗。
这倒不是因为朱永兴是军事天才,他也从来没有这样认为过,只不过历史正走向他熟悉的轨迹。嗯,不应该说是历史,而应该说是战局。目前的形势与“三藩之乱”时何其相似。他知吴三桂何以败,自然知道何以胜。
历史上,吴三桂由云贵起兵后,挥军长驱直进,连陷沅州、常德、辰州、长沙、岳州、衡州等战略重镇,所经之地,诸府州县将吏非逃即降,短短三个月内便已领有滇、黔、楚、蜀四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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