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儿皇帝石敬瑭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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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即以汉族的伦理道德来评定石敬瑭，其所作所为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据《新唐书·唐本纪》载，后唐太祖李克用于公元904年和契丹国主耶律阿保机在云中相会，约为兄弟。按李克用养子为李嗣源，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耶律阿保机之子为耶律德光，耶律德光明显长石敬瑭一辈，石敬瑭称其为“父皇帝”是严格依照辈分关系排定的，符合汉族的伦理观念。假如一个人为了某种利益对别人称儿子，的确可耻，但对叔叔辈自称为儿尚在礼制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人们在评论石敬瑭时，有意忽略了这些游牧民族首领几代人的渊源，专门将石敬瑭比耶律德光大10岁的事情抽出来，肆意夸张，极力讥讽石敬瑭寡廉鲜耻，这种割裂历史的做法是不足取的，理应为石敬瑭正名，还其清白。

其四，人们说石敬瑭早有谋反野心，只是隐忍未发，后来见时机成熟，才借契丹兵灭了后唐，做了皇帝。这种观点并不正确。因为石敬瑭是后唐明宗的女婿，多次拯救明宗于危难之中。出于信任，明宗将太原周围地区交由石敬瑭经营。闵帝即位后，潞王造反，如果石敬瑭真有谋反之心，可趁乱起事，成就帝业。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将闵帝托付卫州刺史看护，自己静观时局变化。潞王登基后，对石敬瑭疑心很重。石敬瑭整日提心吊胆，惟恐被人诬告为谋反之罪。据《旧五代史·晋书》载，清泰二年夏，石敬瑭屯兵于忻州，朝廷遣使送夏衣，传诏抚慰。而那些军人不知深浅，向石敬瑭山呼万岁，接连四次。石敬瑭十分害怕，就斩首了30余人，才制止了军士们的举动。后来，潞王迁其为天平军节度使时，石敬瑭才感觉出事态的严重。倘若听从诏令，去人地都很生疏的地方任职，不消多久，皇帝就会找个借口削你兵权，岂不成了任人宰杀的“刀俎之肉”?经再三考虑，石敬瑭决定托疾抗旨，并做好了两手准备，“若且宽我，我当奉之，必若加兵，我则外告邻方，北构强敌，兴亡之数，皎皎在天”。潞王果然废去石敬瑭官爵，发兵征讨。石敬瑭要想活命，只能求助于契丹人。生死关头，顾不得许多，遂与耶律德光签订条约，引契丹人进入中原，灭了后唐。这是迫不得已情况下做出的无奈之举，如果用舍生取义的儒家教条套在石敬瑭身上，让其坐以待毙，不求援于契丹人，显然是不合适的。

其五，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给契丹，是人们贬斥他卖国媚主的重要证据。在此需要阐明的是，自唐代“安史之乱”之后，幽云地区就从未被中原皇帝控制过，统治它的是代代承继的藩镇节度使。他们名义上属中央政府管辖，其实是各自为政，不听指挥。后唐时期，统治幽云诸州的是赵德钧、赵延寿父子。据《旧五代史·赵德钧传》载，石敬瑭在晋阳起兵时，后唐末帝诏令赵德钧父子救驾，二人带兵缓缓来迟，但不出兵迎战，持观望态度。赵德钧更是心怀叵测，“乃遣使于契丹，厚赍金币。求立以为帝，仍许晋祖(石敬瑭)长镇太原，契丹主不之许”。可见，石敬瑭借兵之时，幽云十六州并非在其控制之下，也就无所谓割让。石敬瑭将想要称帝的赵德钧的领地“割”给契丹，是一桩无本万利的好买卖，既打击了政敌，又解了燃眉之急，可谓一箭双雕，坐享其成。后来，契丹出兵占领了幽州，令赵延寿为节度使，才算吞并了幽云诸州。因此，割让幽云十六州不应归罪于石敬瑭，只是他默认了契丹兼并本属于赵氏父子属地的行为，才使其背上了割地求荣的骂名。

其六，有人认为幽云诸州人民被划归契丹后，饱受压迫摧残，尝尽了世间万苦。难道生活在汉族军阀的统治下，就能过上幸福生活吗?事实未必如此。据史料载，有个节度使造了一种刑具想试试其效果如何，就惩罚了一名无辜百姓，并对他说以后犯罪可以抵消。后来这个人因罪受刑，要求抵免，节度使说：“无罪尚打，何况有罪!”，照旧施刑不误。还有一个节度使兵力不足，在全州征兵，凡是15岁以上的应征者脸上皆刺“定霸”两字，士人则在胳膊上刺“一心事主”四字，其蛮横残暴行为令人发指。相反，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实行一朝两制，并不强求幽云地区的百姓服从契丹族习俗。因此，生活在契丹人统治下的幽云百姓，其命运说不定比中原百姓还要好些。

其七，一些人认为石敬瑭对契丹称臣、称“儿皇帝”可耻至极。其实只要了解一下历史，也就明白石敬瑭有苦难言的矛盾心态。从主观上讲，没有一个人愿意对他人称臣、称儿子，但是残酷的现实又不得又让人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论军事、论国力，后晋都不是契丹的对手，如果一意孤行，打肿脸充胖子，违抗“父皇帝”的旨意，不仅石敬瑭帝位不保，而且百姓还会遭殃。权衡利弊，对契丹称“儿皇帝”应是最好的选择。从客观上讲，幽云十六州本来不是石晋瑭所能掌握的领地，割与不割，对他影响都不是很大。因耶律德光比石敬瑭年长一辈，石敬瑭称其为“父皇帝”，于礼法尚能够容忍。为了保住帝位，求得暂时安宁，石敬瑭找不出除称“儿皇帝”之外的最好方法，只能忍受屈辱，苟且偷生了。然而，他的后继者却不能认识国情，对契丹称孙不称臣，引得契丹“爷爷”大怒，于公元946年率军一举攻灭了后晋，这是石敬瑭所不曾料到的。因此，对于石敬瑭称“儿皇帝”一事，我们不能脱离既定的历史背景，要全面把握与其有关的历史联系，这样才能对石敬瑭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然而，绝大多数人认为不能为石敬瑭翻案。他的所作所为均是咎由自取，理应受到人们的痛斥与辱骂。据《资治通鉴·后晋纪二》载：“帝(石敬瑭)事契丹甚谨，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于别殿拜受诏敕。”这种奴颜婢膝的举动难道还不够可耻吗?为了更好地讨得主子的欢心，石敬瑭除岁输金帛30万之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同时，也不忘贿赂契丹国的太后、元帅、太子及诸多大臣们，以求他们能在“父皇帝”面前美言几句，好让自己这个“儿皇帝”当得踏实些。但契丹君臣对石敬瑭的“进贡”百般挑剔，“小不如意，辄来责让”，而石敬瑭全无九五之尊的威严，常常是“卑辞谢之”，重新置备礼品，以满足契丹君臣的胃口。后晋使者出使契丹时，遭受侮辱而还，告之以朝廷，群臣皆以为耻，惟独石敬瑭不置可否，仍旧砚颜人世，毫无羞耻之意。他的这些举措确实也“感动”了“父皇帝”，其后，“契丹主屡止帝上表称臣，但令为书称‘儿皇帝’，如家人礼”。显然，对于如此忠厚软弱的“儿子”，连契丹“老子”也觉得于情不忍，取消了两国间的君臣关系。在契丹国主看来，后晋称不称臣意义不大，而令石敬瑭称“儿皇帝”则更容易管束这个温顺孝敬的儿子。对他人称臣，在特定的条件下，尚不觉可耻；倘若称儿，则耻莫大焉!然而，这般奇耻大辱，石敬瑭却能安然领受，不作反抗，此公可谓世间第一恬不知耻的厚脸皮了!

尽管幽云十六州实际控制者不是石敬瑭，但据《新五代史·晋本纪》载，天福元年(936)十一月，石敬瑭称帝时，幽云地区掌权者“赵德钧及其子延寿叛于唐来降”，名义上幽云十六州已经归顺后晋了。但石敬瑭与契丹有约在先，割幽云诸州给契丹，只好令契丹人将赵氏父子“锁之以归”。显然，石敬瑭是丢失幽云之地的罪魁祸首。又据《资治通鉴·后晋纪二》载，契丹人夺得幽州后，改名南京，“以唐降将赵思温为留守，思温子延昭在晋，帝(石敬瑭)以为祁州刺史。思温密令延照言虏情终变，请以幽州内附，帝不许”。本来是夺回幽州的一个好机会，石敬瑭却奉行委曲求全之策，胆小怕事，送上门的领地也不敢接受，其媚主自保的丑态一览无余。

其实，契丹人也不是天下无敌。石敬瑭的侄儿石重贵继位后，与契丹交恶。天福八年(943)，契丹南下攻晋，晋将景延广据黄河抵抗，击退敌军。开运二年(945)，契丹再次进军后晋，石重贵亲自督战，大败契丹军。因此，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从财力来讲，石敬瑭完全可以奋力一搏，与契丹争个高低，而无须去做什么“儿皇帝”，也不应对契丹称臣。但他自甘堕落，不知抗争，一味地去讨好契丹国主，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这种丧权辱国的行为卑贱可耻到极点。石敬瑭由此而背上千古恶名实是罪有应得，不值得人们为他叹惜。

综上所述，人们对石敬瑭称“儿皇帝”一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分歧较大。但评价一个人，总不能抓住一些细枝末节紧紧不放，而要看他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以五代时期的特定形势而言，石敬瑭的借兵称帝，避免了中原地区陷入更大的战乱，加强了汉族与契丹族人民的友好交往，石敬瑭做了一个封建帝王力所能及的事。至于石敬瑭为什么对契丹称“儿皇帝”，恐怕只有他才知道自己的苦衷。相信随着一些新材料的发现，人们最终能解开这个背负了千古骂名帝王的心中之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