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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界自晚清以来,有着各种各样的论战,没打过笔仗的文人都不好意思出门。

比如鸦片战争失利后,主张“师夷长技”的洋务派,就跟主张“忠孝礼义”的保守派,围绕着引进西学的问题展开过激烈争论。这些争论首先发生在朝堂上,又随着报纸渐渐走向民间,民间文人也跟着争得面红耳赤。

直到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以“中体西用”的观点缓和了两派矛盾,获得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成为人们的共识。

而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曾经代表先进知识分子的康有为、辜鸿铭,其思想见解已经显得陈旧落后,被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派文人当做靶子攻击。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新文化论战当中,白话文创作得到普及,标点符号和国语也成为标准,民主和科学走向普罗大众的心中。

这是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两场思想论战,前一场论战让中国开眼看世界,后一场论战加速了中国科学文化的传播。

或许是因为矫枉过正,有人呼吁正视传统文化,于是又一场新的论战开始。“调和论者”(调和中西文化)和“取代论者”(全部西化)吵得不可开交,后来出现的“科玄论战”和“整理国故”,大致都是此次论战的延续。

由此从论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脉络:顽固保守——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全部西化——中西协调……

这是华夏民族的自我进化之路。

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士”的心理认知。就算穿着单衣、啃着馒头,也依旧心怀天下,常常指点江山,干涉政治,批判时局,在近代历史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大概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大不如前,“士”这一身份也走向日暮黄昏。

最近十年的论战,就显得细碎得多了,主要分为两种,即:文学思想之争和政治理念之争。

什么京派海派论战,什么鲁梁论战,还有新月派炮轰创造社,左翼文人怒怼御用文人,第三种人单挑左右派文坛……此等种种,有些看似个人矛盾,其实都是文学思想和政治理念出现了分歧。

大家都在寻找救国之路,只是想法不同,于是就吵起来了。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让原本四分五裂的中国思想文化界,逐渐走向统一,知识分子开始达成共识。那就是:放下矛盾,一致抗日!

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确立,最开始是在思想文化界实现的。

别以为这玩意儿没啥用处,只是一帮文人在瞎起哄而已。思想指挥行动,要统一行动,就必先统一思想。思想若是统一了,有人不想统一行动,都必须顺应舆论潮流。

比如老蒋,活生生被逼得联共抗日,因为整个思想文化界都是这样要求的。

早在1936年春,攻击性最强的左联,就率先放弃了原有的阶级斗争。南京政府屡禁不绝的“左联”,自动宣布解散,并提出创作“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

随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冰心等人,联合签名发表《文艺界同仁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主张全国文学界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起来。

现在七七事变已经爆发半个多月,全国文化界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救亡团体。

仅在上海,就有上海救亡演剧队、国民救亡歌咏协会、美术界救亡宣传团、学生战时服务团、游艺界救亡协会、战时摄影服务团、上海漫画救国会等70多个团体组织。

几乎是下意识的,人们在听到七七事变的消息后,就自发联合身边志同道合者,在各自擅长的领域进行救亡活动。不分阶级阶层,不分学派流派,所有知识分子和文艺人士,都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周赫煊不仅看到国难当头,还看到一个民族的振奋不屈。

抗战就像一座大熔炉,把千奇百怪的思想和势力往里面扔,最后炼出一块名为“民族之魂”的不朽器物。

就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战争使民族得到了新生,使人民大众广泛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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