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章 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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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释之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律如此规定，当依法执行。陛下如欲加重惩罚，则法不信于民也。那人犯跸之时，陛下你若将他杀了也就罢了，但现在已交到我廷尉这里，我身为廷尉，自当公正执法，若有偏差，则天下的法官都会任意轻重，那老百姓岂不是要手足无措？望陛下明察。”文帝思之良久，承认张释之是正确的。

根据史书的记载，显然法官张释之所秉持的司法理念是，一个案子进入司法程序后，应由法官依法裁决，皇帝也不可干预。张释之的那一句“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也多次为后世的司法官引述，用来对抗君主徇私枉法的意图。

但宋代的学者、法官提起这起“犯跸”案例时，还是对张释之很不满意，因为张释之还说了一句“那人犯跸之时，陛下你若将他杀了也就罢了”。他们认为，作为负责司法的廷尉，实在不应该说出这种违背法理的昏话，如洪迈批评张释之此言无异是“启人主径杀人之端”。

大儒陆九渊更是从一个刁钻的角度发出诘问：假设汉朝的法律规定“犯跸者杀无赦”，那廷尉是不是也应该坚定地按照法条办案，将那个倒霉而无辜的乡下人处死呢？陆九渊的答案是：也不可以处死。他追溯到《尚书》记载的一项古老的司法原则：如果有人犯了大罪，但属偶犯、出于过失而非故意，而且坦白了自己的罪行，那么他就不可被判死刑。

根据这项古老的司法原则，陆九渊认为，“犯跸案”中的那个乡下人，只是偶尔的过失，不存在犯罪故意，即使他使汉文帝受了伤，也应该从轻发落，何况文帝并未受伤。如果当时的法律条文违背了这样的司法原则，法官应提请皇上修订法律，使法条合乎正义。因此，张释之应该向文帝解释清楚法理所在，而不是以“今法律如此规定”相敷衍。

想想本朝的大儒们见解都不统一，那么对于士子们来说便更为艰难，简单的以案论案只怕难以令人满意，而‘妄加阐述’怕又不知道得罪了那位主考。可要是坚持‘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的观点，只怕皇帝又不高兴，谁知道这是不是其在试探他们对君王的态度呢！

其实赵的想法很简单，希望能通过考试选出与自己理念相似者，为进一步的推行新政做储才准备。另一方面，他希望能从中挑选出些实用性人才，而非那些只会死记硬背条文，却不通应用的书呆子，其即便笔下文章能写出花来，可对公务一窍不通，那其在赵眼中还不如一个种地的文盲有用，起码他还能种出粮食，为国家缴纳赋税。而其却不过是一个浪费粮食和国孥的废物。

此外，自从赵掌握权力的同时，三思而行已经成为朝臣们时时挂在嘴边的话，他们以为这是对冲动气盛的年轻人最好的劝谏，而他也知道后世这句话依然倍受世人的推崇。因为人们相信，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才是最好的，经过反复思量的行动才能顺利地进行。

对于三思而行，赵觉得也没有错，思考与行动，对于一个正常人而言，是人生至关重要的一件事，如人之生老病死，难以避免。小到处理家庭琐事，大到掌握国家命脉，不假思索地行动和多番思虑却不见行动的人，轻则败家，重则亡国。思与行，不可偏其一，这亦是中国千多年的历史积淀下来的沉痛教训。

赵厌恶的只是不幸由此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重思考而轻行动的风气。或许是过于谨慎，过于追求万无一失，人们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用在了无限的沉思之中，结果越想越觉得准备不够充分，越想越觉得存在很大的问题，想着想着，本可以尝试的想法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无疾而终。

而赵却明白由于人的四维空间是无限宽广的，不受客观事物与能力的强行束缚，因此，想着想着便偏离正轨、越想越远而找不到重点的。当人们在思想的海洋中畅游太久而迟迟不上岸来付诸实践，结果无疑是窒息于其中，彻底失去付诸实践的机会与能力，此也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观点所在。

赵是实用主义者，他并不能领会王阳明的所有观点，也参不透其所谓的心学，但他以为只要助于维护自己的统治就可以拿来用。而这点儿正与自己秉承的‘实践出真知’观点相合，也有助于改变当前的风气，至于是否与朱熹的理念向冲突，那都是次要的，他要的只是实干家，却不是空想家。

另外赵两世为人，也看清楚了一些事情的本质，世界上就没有一种完美和正确的学说，其不过也是因时而生，在这种环境下是正确的，换个时间和地点那就错误的，就像朱熹和王阳明同时儒家的大师级别的人，脱离了现实能说出谁是谁非吗？

所以赵认定饿了吃饭、困了睡觉就是最大的理，强者永远认为拳头大才是世界公理。而当下灭了蒙元，恢复中原才是正理，一切都是要围绕着这个目标来做，至于是否是什么离经叛道，奇谈怪论等待后世去评说，或是待自己完成了大业，再去反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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