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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浩东提到邱与可与方利成和郑腾育三人,别人没有什么不满,反正又不认识他们,他们又正在看好守所里,徐浩东说什么都行。
但刘浚如副市长不然,郑腾育是他老师,邱与可是他祖师爷,他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忠实信徒,徐浩东如此看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他认为自己不能保持沉默。
“徐书记,我可以插几句吗?”
“不行。”
“为什么?”
“因为现在不是讨论时间。”
“难道我没有说话的权利吗?”
徐浩东微笑着说:“你当然有,你当然有说话的权利,但前提是你要先尊重我说话的权利,你可以向会议主持人李继国同志提出,我相信在我发言结束以后,他会给你充分发言的机会和时间。”
代理市长李继国点着头说:“没有问题。”
徐浩东这时站起身来,继续他的长篇大论,“同志们,作为经济学爱好者,我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有一点认识。公道的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席卷全球,助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这是值得肯定的。我也不否认,邱与可留美归来,在国内积极宣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实际上他只是一个经济学爱好者,而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别的发明,他只是一个翻译者、引进者和鼓吹者。”
“上面说过,随着拉美各国采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国家的破产,新自由主义经济走入了尴尬境地,眼下全球金融危机,更将新自由主义经济逼到了墙角。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新自由主义经济过于强调市场的作用,忽视了政府理应承担的责任,主张全面和大力消减福利。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非常危险,民众的利益无法通过有效渠道去取得利益的平衡,其结果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国家寡头经济和资本寡头经济并存,贫富两极,剥夺了民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本该得到的利益。”
“邱与可的最大特点,就是在任何问题上,都采取机械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标准,固执地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就是对的,就是万能的。我不能说他是别有用心,只认为他学经济学没有学到家,也就是说,邱与可缺乏应用经济学知识的能力。一个经济学家,无论他秉承的经济学理论正确与否,他都应该按照他的理论、遵循他的理论框架下的逻辑,去解释经济现象和提出合乎逻辑的建议,而邱与可恰恰缺乏这个能力。”
“以公路堵车为例,现在中等城市都有堵车问题存在,而公路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的,堵车问题也由此成为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邱与可认为,市场化是提高效率的最好方法,我国应该收费上路,只有实行收费,才能解决堵车,以达到社会的择优分配。
从现实逻辑上看,邱与可的解决方案是荒唐的,因为全世界十四万公里的收费公路,有十万公里在我国,收得不能说是少,可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不收费却还不堵车。很显然,堵车与收费与否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一定要联系,应该得出收费过多导致堵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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