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01）明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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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原地区动则数百上千年历史的古城名城相比，明州是一座非常年轻的城市。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设县千余年的鄮县被当时的中央政府重新划分为慈溪、翁山、奉化、鄮县四县，增设明州以统辖之；“明州”的地名就此出现在历史的长河中。当时明州的州治设在鄮县。直到八十多年以后的唐穆宗长庆元年，州治才迁移到姚江与奉化江汇合而成甬江的三江口新城，即现在的明州城。

唐朝时，明州是与扬州、泉州以及广州这些地方并驾齐驱的大海港。在每年的五六月间，东南风大起，无数的海船满载着瓷器、茶叶、丝绸、成衣、书籍以及笔墨纸砚等文具，从明州出发前往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它们会在当地呆上差不多半年时间，一直要等到每年的十一月十二月西北风肆虐的时候，才会装载着毛皮、药材、木料、粗铜、金银和朝霞锦、朝霞绸、鱼牙绡甚至是奴婢人口等当地特产，披波跨海地重新回来。因为发达的海外贸易，唐朝年间的明州是天下有名的富庶之地，名声之大，甚至通过异域海商传播到了千万里之外。连罗马教廷都知道，在遍地都是黄金和宝石的东方，有几个无比富饶的城市，一个是用黄金铸造的城市叫做“zaitun（刺桐）”，它属于一个叫“diamonds（唐）”的国家；还有个用白银铸造的城市叫做“nienni（明）”，它同时还是nienni国的手段；还有因“silk（丝绸）”出名的“haiskhan的愤怒会使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在一夜之间化为齑粉。inopoli（君士坦丁堡），也不过是几十万的人口……

不过，现在的明州城却远不及一百多年前繁华。开元以后，唐朝的国力渐渐衰退，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力不从心，吐蕃借机吞并陇右地区与河西走廊，北方的突竭茨人与东北的扶余人也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时机，渐渐地发展壮大起来。在大赵立国之初，虽然吐蕃人因为内部原因退回了青藏高原，但突竭茨却已然坐大，牢牢地控制住北方的草原，扶余人也借着地理上的优势，一方面加紧与突竭茨争夺草原上的牧场，另一方面又在频繁南下骚扰大赵。百余年来，大赵与扶余人打打停停，战争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停止过。为了保持对扶余的战略优势，太宗年间，大赵关闭了北方重要港口莱州港，并下令各地不得与扶余人贸易，“举凡贩私者，满百钱辄论罪；盈贯者，杖八十枷十天；五贯者徒一年；十贯者配军戍边。”虽然这个禁海令只是针对扶余，但高丽国与扶余接壤，形貌相似语言也相通一一两国的官方语言都是长安腔的中原话，因此很难辨别出谁是高丽人谁是扶余人，于是大赵与高丽的贸易也受到很大影响。禁海令之前，明州每年往来高丽的千石以上大海舟不下二百艘，其余小船无以计数，禁海令实施以后三年的时间不到，大舟数量便骤减至每年数十艘。以后去往高丽的船只逐年递减，到宪宗年间，常年往来于明州高丽之间的海舟只剩下十数艘而已。千石的大海舟不再向北方航行，百石的小海船自然也没有胆量独自踏上这条危险的航线，这条曾经繁忙无比的从明州和扬州出发去往高丽的海上商路，最终萧条下来。在最为凄凉的东元十年和十一年，接连两年，在明州市泊司登记去高丽的船只竟然连一艘都没有。

向北的航线不再繁忙，商路几近断绝，再加上朝廷把原本设在明州的船舶司衙门转到了泉州，在广州新设市舶司衙门，本地只设了一个负责登记船只进出与征收货税的市泊司，而市泊使也不再如过去那样由浙东转运使兼任，而是由转运使另外委派一个从八品的官员担任，喧嚣一时的海上贸易顿时便是一落千丈。虽然有不少海商转而南下开辟新的航路，想去到真腊去做贸易，但真腊及真腊以西的地方是泉州、广州和福州等地海商的传统势力范围，经过上百年的经营，营务得如同铁桶一般牢固，后来的明州人怎么可能在短时间里打开市场？因此，除了少数几家资本雄厚的大海商，其他的人莫不是碰得头破血流，他们不得不把目光从海上转到国内，从利润丰厚的海外贸易里回到靠天吃饭的土地上；或者，就是借着本地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在南方港口与中原腹地之间来回奔波着做点差价买卖，靠着别人手指缝里漏出来的那点残羹剩饭挣点辛苦钱。随着这些变化，繁华一时的明州城也渐渐衰败下来……

但这还不够。就在一个月前的四月中旬，朝廷突然发来一道公文，下令明州所辖各县片帆不得下海。这立刻教当地人心惶惶。五天之后，又发来一道更加严厉的文书，无论是本地还是外埠的船舶，只要靠岸就再不许离敢，有违犯者按通敌论处。紧接着，浙东路的各地驻军就开始整哨整营地向明州方向移动，旬日之间，一城四县通向外地的陆上通道就全被堵了个严严实实。不仅如此，那些被堵在码头不得回去的倒霉船家水手们还说了，他们看见外海上至少有百十条兵船在穿梭来回，其中不仅有明州当地的水师，还有泉州和福州的水师。最近几艘被赶进港的船家，甚至指天发誓说他们看见了广州水师的旗号。这就更加引起了人们的恐慌。只是几天的工夫，市坊间就传出各种各样的流言。有人说是南方有人造反，有人说是长江中上游出现大规模的流寇，还有的说这是朝廷要学着隋炀帝去渡海征伐高丽，更有人说这是天子要去海外找仙岛求长生不死药……直到市泊司衙门外挂起一个三江指挥衙门的新匾，新上任的指挥使贴出安民告示，告诉大家无须惊慌，这是朝廷在举行水陆联合演武；这才止住了越来越离奇的谣言。安民告示上还说，凡是船家、水手、渔民等等靠海吃饭的百姓人家，每人每日发放三十五文制钱的误工，按市价折算成粮食也可以，由当地官府统一登记统一发放。告示一出，原本惶恐不安的民众渐渐也就安定下来。三十五文制钱的补偿更是让水手和渔民们的脸上笑开了花。不过，那些货物被积压下来的商人们就哭了，特别是一部分有契约和约期的商人，更是觉得生不如死。但指挥衙门说了，他们是奉命行事，出了这样的事情也没有办法，赔偿绝无可能，至多就是帮他们出具一份文书，等演武结束禁令解除之后他们自己带上去向对方作解释。

当然，也有些人觉得不象是要演武，证据就是新到翁洲岛上的那些兵卒似乎不是水师里的人，一个个人高马大，根本不象是南方人。这些兵士也不是水师里的官兵，因为水师根本就没什么马匹，而这些兵士偏偏带来上百匹的健马，每天都用船运载着战马在海上行驶。指挥衙门征用了大量千石以上的海舟，连同水师的大船一起，总计约有上百艘，并且在码头雇了不少的人工向舟船上搬运粮食和军械。这些在码头下力气的人说，有两三只大海舟上装的全是铜钱，而且还是市面上很罕见的永宁通宝。这样说起来，或许，这些人真就是去出海去寻找蓬莱仙岛的也说不定！

求不死药，这是亡国之兆！秦始皇就是这样干的，结果秦二世而终；李世民也这样干了，然后武周篡唐。于是，一些读书人开始在背地里批评东元帝的愚蠢举措，还有人在奔走联络，要公开上书劝阻天子。但既读过书又懂这些道理的明白人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的明州人都是无动于衷。因为演武并没有太多地影响到他们。另外，演武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了，遥远得只能在评书和说古里才能听到，所以他们是抱着一种看热闹的态度，热切盼望着水陆演武的那一天能够早日到来……

在洋溢着期盼的氛围中，日子过得非快。

这是五月下旬的一天。这天的天气很大，还不到晌午，明晃晃的日头就把大地炙烤得如同一个倒扣过来的蒸笼一样，到处都是滚滚的热浪。在这样的暑伏天里，人们几乎做不成什么事，只能坐在太阳晒不到的荫凉地里消暑。即便是这样，汗水依旧象溪水般顺着人的鬓角颈项胸口脊梁流淌。街道上看不到什么人，只有知了还在不知疲倦地鸣唱着。就连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凉茶和酸梅子水的小贩，也没有力气招揽生意，老半天才吆喝一声“卖凉茶汤酸梅水哦”一一那声音也是有气没力的。街边小吃店的老板娘坐在长凳上，靠着门框打盹，根本就没觉察到有人从自己面前走过。倒是她养的老看门狗被卖茶人的吆喝声惊醒过来，努力睁开眼睛看了看，又卷着舌头打了个长长的哈欠，便又懒洋洋趴到自己的两个前爪上。天气太热了，连它都没力气去尽自己的职责。它甚至都没去转头去仔细瞅一眼刚刚转到这条街上的那辆单辕马车。

马车里坐这一个穿着绿色官服的官员。车厢里远比外面更热，即便他把马车的纱帘纱窗都敞开，依然是浑身热汗直淌。眼下，他官服的前胸和脊背都已经被汗水浸湿了，衣服的褡扣却依旧是系得一丝不苟；他甚至都没有因为天热而摘下头上戴的幞头。直到他拿一块手帕抹了抹完全象被水淹过一样的颈项，才让人发现他的腰里并没有系上官带。显然，这只是一位完全没有入流的末员，还不是真正的朝廷官员；他的地位，也就比衙门里的书吏和皂隶高出那么一点点。事实上，这个人本来是不能穿这身绿色官服的，只不过周围的人要么是懒得提醒他，要么是根本就不清楚就里，所以他就以武功郎的武职而混穿了一身文官的衣服。

这个人姓方名确，别字效直，是眼下明州方家的话事人。

方确的长相，与他的胞兄方斫并不怎么相象。他比方斫老相得多，不仅额头上皱纹很深，鬓角也有了些花白，三十多岁的人，看上去至少能有五十岁开外。和许多靠海吃饭的人一样，他的脸膛也被日头晒得黝黑，下颏上栽着一些没剃干净的胡子茬一一和鬓发一样，他的胡须也被无情的海上岁月催得见了班白颜色。

月初时，在他被新任指挥使提拔作了武功郎的同时，也收到了指挥使带来的家兄方斫的书信。他这才知道家兄已经在朝为官，也知道了朝廷即将出兵东倭国，要去帮助倭王平定藤原氏之乱。

虽然方斫的书信很短，除了交代自己的去向和朝廷的措置之外，就是两句报平安和问候家里的话，但毫无疑问，方确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接下来的十余天，他一直在为大军出征奔走，招集水手雇请海匠，筹措粮秣安排补给，简直是忙得脚不沾地。今天上午他才从本地两大海商手里相借出五艘刚刚到港的大海舟，回来之后登记造册仔细安排了得力人手去检查修补，又听人说秦家的一艘八千石海舟和两艘三千石大船已经到了翁山外海，就急急忙忙地赶去秦家商榷。现在，一边坐在车厢里挥汗如雨，他还在一边盘算着什么样的价钱才能使秦家肯把三艘大舟相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