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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庞煌刚刚穿越而来之初,大家就知道大明的衙门基本依据蒙元制,有“三班六房”,所谓“三班”,即负责缉捕罪犯、看守牢狱、站堂行刑等职务的快、皂、壮三班;所谓“六房”,则是与国家六部相对应的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三班里设有衙役,六房则由胥吏负责。

但是蒙古人占领中原,与汉人风俗、语言各异,又不通文墨,所以凡事都倚仗胥吏。以至于在相当的程度下,蒙元的各地政务把持在胥吏手里。自古以来贵贤臣而轻胥吏的传统,竟然丧失殆尽!

胥吏在整个官府体系内属于最基层人员,地位甚低,甚或毫无地位,所以大家通常将他们大都忽略掉。但是由于蒙古人的无知,导致了地方政务其实是由最基层人员也就是胥吏所操纵,其严重程度远超出以往学者的想像。

由于这些基层僚属一方面惯于使用欺骗、蒙蔽、行诈、勾结等技巧,选择性地执行分派给他们的任务,一方面又精熟行政细节和运作程序,他们遂能够蒙蔽、妨碍、误导,甚至胁迫比他们更具声望的上司。

然而大明建朝后,重胥吏而轻官府的传统竟仍在继续,大明所任命的各地官员,大部分人终日袖手高坐,一应事务任凭胥吏处置。胥吏不把官员放在眼里的现象,在洪武初年是很普遍的。譬如常熟县胥吏沈尚,衡州开化县胥吏徐文亮,就把各自的上级。也就是当地的县官,揪倒在政厅里拳打脚踢。

为此作为皇帝的朱元璋气得七窍冒烟。恨铁不成钢地大骂:“那些胥吏当然统统该死,可你们这些做官的如此任人侮辱。难道都是饭桶?!”殴打县令还算情节比较轻的,苏州昆山县的皂隶朱升,已完全脱离本县县官的约束,纠结同伙,居然连钦差的旗军都敢当众殴打。

在教化不起作用之后,朱元璋终于采取了四编《大诰》这种惊世骇俗的雷霆手段,来对付这些骄横了近一个世纪的胥吏们。

号召当地“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壮豪杰者”,来帮助朝廷治贪,比如:“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邻,旁入公门,将刑房该吏拿赴京来。”

“若私下和买诸物,不还价钱,将礼房该吏拿来。”

“若赋役不均,差贫卖富,将户房该吏拿来。”

“若举保人材。扰害于民,将吏房该吏拿来。”

“若勾捕逃军力士,卖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邻里众证明白,助被害之家将兵房该吏拿来。”

“若造作科敛,若起解轮班人匠卖放。将工房该吏拿来。”

这些都是《大诰》中所倡导的,说得很清楚。受贪官污吏欺压盘剥的百姓们,可以“旁入公门”。从小门冲进去,把与自己的冤屈相对应的六房的胥吏抓起来拿送京城。如果官员们试图阻止百姓们抓污吏,就会遭到族诛。这一手段的目的,就是为了彻底摧毁蒙元以来重胥吏而轻官府的风气,重建儒家治国的理念。

对于重建帝国的儒家传统这个伟大目标,朱元璋采取的措施是官府与百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发动百姓们惩治污吏,就是重点针对自己所任命的官府的。这一手段的目的,是彻底摧毁元代以来重胥吏而轻官府的风气,重建儒家传统。与之同时开展的大规模的整肃贪官运动,即由朱元璋亲自主持的那些大案,如”胡惟庸案”、“郭桓贪污案”等等,都是为了重建朝廷官府的儒家传统。

儒家政治观里面以天下为己任、重义轻利等理念,一直被朱元璋高度推崇。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给官员们定下的俸禄会低到极限。这一俸禄标准,与发动群众惩治污吏,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既然严厉打击胥吏,也就等同于严厉打击了一切依附在这些胥吏身上的官场陋规。既然没有了陋规,经过朱元璋的仔细核算,官员们的工资虽低,但过上中等人家的生活,并不是什么难事。朱元璋极力想要做好的另一手,则是恢复百姓们日常生活中的儒家传统。

那就是知丁法,本来两者相乘,朱元璋以为可以达到最大的效果,可是,人杀了不少,无论是知丁法还是制裁胥吏,却都没有按照预期的方向发展,种下的西瓜,非但没有丰收,反而收获的是畸形的豆子。也难怪朱元璋这么的难受。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局面呢,其中就和庞煌当初在北平所遇到的问题基本上一样,唯一不同的,庞煌当初在北平府遭遇的是一府之地的情况,而这种情况,在全国上下都是十分普遍的。

那就是所谓的“冗员”之状况,之前已经说过了,就是那一种常见现象:官家的一个名额,总要由六七个人共用。

洪武十九年,松江府的吏卒违法害民,都察院穷追根由,揭露出一个特殊群体。

都察院近似庞煌所知道的类似于监察部一样的机构,由御史台转换而来,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松江府下辖上海县和华亭县。

朱元璋干劲十足,试图建立一个干净的社会,在审案子的时候讲究“瓜蔓抄”,刑讯逼供,内查外调,最多时一个瓜竟能牵扯出两万多个大瓜小瓜。这次在松江府顺藤摸瓜,又牵扯到苏州府,结果发现了一个二千八百七十一人的害民集团。

他发现,在松江府有一批不务正业的人,专门依附衙门里的役吏皂隶,借官府之威害民。这些人自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帮虎,仅松江一府就有一千三百五十人名,苏州府还有一千五百二十一名。

这些人不知农民的艰辛。农忙时下乡生事。芒种正是栽种季节,他们拿着官府批文找到农民。从水车上把人锁下来,或者从农民手里夺下秧苗。锁人出田。

仔细查下去,发现牢子分三等,有正牢子、小牢子和野牢子。正牢子是编制内的正役,小牢子和野牢子都是不务正业之徒,这样的人仅松江府就有九百余名。

皂隶(衙门内的差役,近似法警和刑警)的职位上也有猫腻。编制外的皂隶叫“小弓兵”和“直司”。小弓兵大概相当于皂隶职位上的临时工,“直司”的地位排在小弓兵之后,可能属于二等临时工。当时的官府正式人员似乎也像很多时代一样,位子坐稳当了。就想把脏活累活交给临时工做。临时工干久了,位子也坐稳了,又会招徕和支使二等临时工,同一职位上就可以形成三个等级。

正吏的职位上也有编外人员,朱元璋提到过“主文”和“写发”。无法确定这些人的数目和身份等级,但从表面上调查所知,同一职位上也存在三个等级。松江府的正吏不过十五名,一等临时工“经书”常有二百多人,二等临时工“清书”和“小书”是经书的徒弟。统称白书,数目与师傅相近。

这些人不务士、农、工、商这四项正业,也就是说,不属于上述四大社会集团。那他们属于什么集团呢?朱元璋将他们统称为“帮闲在官”之徒。这个“闲”字用得好。本来官吏和衙役集团已经满额了。日子过得颇闲在,他们偏要去帮。不过“帮闲”二字在大明建国以前已经有主了,专指那些帮助阔人消闲的门客。朱元璋创造的术语未能普及。

朱元璋逮捕了这个害民集团的二千八百七十一人,但他认为并没有抓干净。据他估计。“若必欲搜索其尽,每府不下二千人。”

明朝初年松江一府二县。不过三个衙门,如此平均下来每个衙门就有六七百位白员。大明王朝的每一个县的正式官员不过四五位,再加上十几位吏,县级衙门的“经制”名额不过二十左右,此外还有约二百名额设衙役,而“帮闲在官”的人竟然超过这个数字的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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