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文明还是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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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明的冲突

“蒙古”这一称谓始见于《后唐书》、《契丹国志》，称作“蒙兀室韦”和“萌古”，宋代以后文献确定为“蒙古”，意思是“马背上的民族”，秦汉时期叫匈奴，这是对北方、西部众多游牧民族的一个泛称，所指基本上是东起额尔古纳河，北至贝加尔湖，西至阿尔泰山之间的广大地区，这是中原王朝通过各种手段（军事占领、通婚结盟）所能控制的北方、西方极限势力范围，而在历史的长河中，蒙古极盛之时，要远远扩大了这个版图，所以，以上地理界限是从中原农业文明的立场来界定的，即所谓鞭之所及。

蒙古大体可以划分为西蒙、漠北蒙古（外蒙）、漠南蒙古（内蒙），清朝初年，西蒙古势力被康熙击溃、漠南蒙古归附中原、漠北蒙古最终承认了大清的宗主国地位，臣服于满清控制下的中原文明。

蒙古地区历史上走马灯一般出现过犬戎、突厥、匈奴、回鹘、契丹、大元等强力政权，再加上西域高昌、车师、于阗、疏勒、鄯善、龟兹、焉耆等大大小小五十余国，分化、组合、屠戮、融合，交织成一部异常复杂、贯穿中国历史始终的生态图景。

蒙古与中原的纷争是伴随中原文明成长自始至终的，即随着中原势力不断膨胀、蒙古势力不断被压缩向北，这是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发生的一场难以调和的历史较量，是为争取生存空间的残酷斗争，双方势力互有消长，甚至来自北方的游牧部落历史上消灭过宋、大明，建立过统治整个大中国地区的大元王朝、大清王朝，但总体上说游牧文明逐渐走向衰落的历史宿命没有改观。

不过这一切也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蒙古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气候环境并不适宜农业种植，游牧是最佳的生活方式，它也是一方洒满北方游牧民族先祖汗水、泪水、血水，值得他们去誓死捍卫的热土。笔者认为定义为南北冲突似乎更加合理。

历史上发动主动攻击的一方，绝大部分是蒙古。往往是其先南下抢掠、屠杀，然后招至中原地区的反击，多少王朝成败兴亡如东逝之水，中华民族就是在这漫长的杀伐和短暂的和平中度过了五千年。

为什么来自北方的攻击历史上屡屡得手呢？为什么被视为先进文明的中原农业文明在较量中屡屡落败呢？除了军事指挥的能力、士兵的战斗力高低、军事装备方面的差异等等，一个重要的原因其实是地球！

地球从西向东高速旋转，地面上所有物体都会具备惯性，顺应地球自转方向的运动，这就是惯性力，同时地面上所有物体都具备指向地心的重力。在地球赤道上这两种力量呈垂直的平衡状态，赤道以北这两种力量就会产生一定夹角和扭屈，拉动北半球所有物体向右偏转，同样道理在南半球所有物体都会向左偏转。这和军事斗争有关系吗？应当说意义非常重大。北半球训练有素的炮兵（武器要具备一定射程）如果不加正确训练或火控指挥系统不作调整，到了南半球作战就等于废了武功。现代在这个问题上闹的最大笑话是英阿马岛之战，英军军舰炮击阿根廷守军阵地，命中率非常低下，英军按照训练中的常规办法进行修正，结果命中率更低了，弄得灰头土脸，百思不得其解这些一贯优秀的炮手是怎么？直到战后总结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人类要生存，最重要的的就是水源。所以，所有城镇的建设必须临近江河、湖泊。在北半球，河水自西向东流动过程中向右偏，直接冲刷、侵蚀河流的南岸，造成河岸崩塌，河流南部多洪水泛滥，北岸堤防高耸，相比南岸要完整安全，河流北部适宜居住，所以，古代大部分城镇的建设一般选择在江河的北部。在河流的北岸防御来自南方的进攻具备一定地貌优势，可如果敌人的威胁来自北方，身后是河，退无可退，防御优势顿时化为乌有，非常被动。这正是中国历史上北方不断击败南方的自然原因。

(2)军事的较量

数千年来，随着北半球自然气候条件的变化，气温逐渐上升，洪水泛滥造成大面积的冲击、淤积平原，导致草原面积逐步向北退缩，北方游牧部落追随草原变化的脚步，居住区逐步向北迁徙，同时随着人类农业耕作技术、水利灌溉技术的发展，中原农业文明填补了留下来这一生存空间，这样一来就大体形成了一条不十分明显的农牧分界线,北方游牧,南方种植,中间的缓冲地带就是亦农亦耕,出现了水乳交融、相互通婚、彼此接受对方的生活方式的民族大融合。北方向提供南方耕作需要的牲畜、肉类，南方向北方提供铁器和茶叶、粮食。不幸的是很快就演变成了南方利用北方提供的战马，北方使用南方提供的铁制武器开始了漫长、残酷的厮杀过程。

周幽王宠爱美女褒姒，“烽火戏诸侯”导致被犬戎破镐京，这也许是有明确史料记载以来，中原文明所遭受来自北方的第一次重创。东周末年，秦国经历商鞅变法和吕不韦长期执政，加上气吞万里的盖世秦皇，励精治图终于造就了一直能够扫平中原六国的虎狼之师，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从西安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中，体会到来自远古的心灵震撼和叹服。秦王扫**后派大将蒙恬打击北方，驱赶了匈奴势力，但也不得不修筑一道万里长城来防御北方匈奴的威胁，其实秦皇所作的主要是把以前北方诸侯国各自修筑的城墙联结起来，长城修到山海关入海是明代戚继光所为，为修筑长城秦朝征发天下徒役，劳民伤财搞的天下民怨沸腾，不仅留下了孟姜女哭长城的著名传说，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就发生在他们被押送去修长城的路上！以强秦雄霸中国的军力，难道也对匈奴无可奈何吗？

这要从古代中原各国的军制说起，因为马匹缺乏，士兵不善于骑射，古代中原各**事斗争主要是步战和战车（乘），近距离使用弓孥，贴身使用矛戈等冷兵器，战车用来冲击敌阵，即使人仰车翻也会严重破坏敌人的阵型，所以战车无疑是当时最重要的武器，古代评价大国小国也正是以万乘之国、千乘之国、百乘之国来区分。两军交战分左、中、右军列阵迎敌（这就是“三军”的由来），部分强国还设后军作为预备队。两军交战就是两股人流冲撞在一起，残酷地格杀，刺入敌人身体的武器未及拔出就有可能被身边的敌人砍倒，再勇武的猛士也会在奔跑厮杀中力竭而亡，人员的消耗损失非常巨大，所以才会有《孙子兵法》中开宗明义的感慨“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三国演义》等文学描述的两军相对，仅由军事将领出战分高下、定输赢的情形基本不会出现。古代中原各国这套战法用于内战尚可，对付骑兵就会立即陷入困境。

北方骑兵身材高大威武、体能充沛、势大力沉，骑上战马快速如风，冲锋时可以紧贴马背或摇摆于战马左右两肋躲避箭矢，中原军队士兵与蒙古骑兵交手往往来不及射出第二只箭，就已倒在刀锋之下，除非一箭就能将敌人射落下马，这与当时武器射速太低有直接关系。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对付蒙古骑兵部队功勋卓著的军事将领，无一例外是神射手，他们统帅的部队也全部精于骑射，采取了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的蒙古战法，如李广、卫青、霍去病等人（后面论述）。因为蒙古骑兵快速运动，当蒙古骑兵攻击中原军队左翼时，中军和右军就发挥不出作用，来不及支援。三军横向列阵，往往又被冲击、分割成数段，各个歼灭，大多数情况下蒙古骑兵总能以少胜多，轻松击败中原军队，一旦战败中原军队连逃跑也赛不过马蹄，往往全军覆灭、伤亡惨重。中原军队对付蒙古骑兵凭城固守，尽量避免野战，就成了中原对北方用兵的一条军事原则。

对付骑兵吃大亏的事，不仅仅发生在古代，1936－－1937年红军西路军被甘肃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骑兵部队全军尽墨就是现代一个典型的例子。后来，解放军西征解放甘肃、宁夏地区时，才由彭德怀洗雪了前仇－－－－－小部队引诱敌人骑兵出击，阵前数百挺机枪攒射，打的“三马”人仰马翻，一举全歼。

蒙古军队之所以不好对付，还存在一定气象原因。这就是蒙古可以随时南下进攻中原地区，而中原地区要向北反击却遭遇到气象条件的限制，岑参在《白雪歌》中就曾记述“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数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翰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又有“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从中可见古代戍关、征战的艰辛和自然条件的恶劣。

由于前文所述原因，中原军队抗击蒙古南下袭扰的战争也就格外惨烈。蒙古军队南下一般是大肆烧杀抢掠一番后，就返回草原，不作长期停留，毕竟草原才是它们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地。蒙古各部落势力也是内部纷争不绝，城头变幻大王旗，充满了血腥的部落仇杀，同中原地区一样经历着历朝历代的兴衰更替。在蒙古各部轮番洗劫下，北方城郭焚弃、人口灭绝、赤地千里，人民遭受巨大灾难，中原王朝国家政权被肆意羞辱，“胡虏”遂成为中原文明的千年之患。我国唐代诗人李白在《子夜吴歌》中就曾写下：“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不教胡马度阴山”成为中原人民梦寐以求的期盼。

可是万里长城也不能够阻挡蒙古军队南下的铁蹄，长城因为没有完全联结，存在许多缺口，敌军可以绕道而行，长城守备不足，往往被轻易突破，这个被世界称为雄奇的浩大战略工程在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发挥过应有的作用，只不过成了点燃烽火，通知内地“蒙古骑兵来了！”的了望哨。

敌人来了，守土有责，再实力不济，中原军队也只能与强大的敌军舍命搏杀，死者十之**，真可谓“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尤是春闺梦里人。”蒙古的连年入侵，给中国历史上许多中原王朝带来空前的浩劫，却往往对此无可奈何而空悲叹。连年的战火和边事，大量人口被征发戍边，伤亡惨重，严重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杜甫在《兵车行》中就描绘了人民的苦难“车遴遴，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读此诗篇，人民遭受的痛苦令人感慨万千。

古代中原王朝为应对蒙古的威胁，一般采取了以下几种方略：

1、军事进攻

2、筑城、屯田防御

3、进贡求和

4、合亲结盟

以上几个方面往往结合使用，只不过不同时期有不同侧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