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48.2233、触及到了深层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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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云生觉得，自己应该说话了。现在的局面，已经完全被掌握在自己一方，王国栋经历了再一次打击，这在最近半年是罕见的。

宋云生说：“同志们，作为市长，我更了解当前的一些具体情况。拆迁造成信访，其根本原因就是拆迁的补偿条件达不到拆迁人的要求。许多的棚户区，没拆迁的时候，几乎百分之百的老百姓都盼着拆迁；真要进行旧城改造或城中村改造时，绝大多数老百姓还是好的，是感谢和感激政府来拆迁的，毕竟拆迁之后，就可以住上改善型的新房子；但我们无论怎样做，还是无法满足少部分老百姓的过高要求。信访局有一个典型案例，有一个鹿堡区的拆迁户，承租公房17.5平米，提的拆迁条件是什么呢？就地安置，给安排套内面积90平米的两个套三房，否则就不签署拆迁协议。这样的过高要求，就算是总理来了，也没办法答应。如果她原来的房子是90平米，而且是具有产权的私房，那么很有可能会同意给两个套三。但她的房子是什么？是承租的公房，不是私房，而且面积只有17.5个平米。如果答应她的不合理要求，其他超过90％的拆迁户怎么安排？旧城改造，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改善老百姓的居住条件；但我们无法排除，有个别老百姓，借着拆迁的机会想大发一笔横财。这个拆迁所谓钉子户，所谓的骨头户，因为迟迟不拆迁，不签拆迁协议，还影响到整体工程的进展，影响到超过90％的已签署拆迁协议的老百姓回迁。因为整体工程晚开工一天，老百姓回迁就会晚一天。有些拆迁钉子户，一拖就是好几年，往往影响到其他超过90％的已签协议的老百姓迟迟不能回迁！广州增城有一个案子，就是修建地铁的拆迁，只因为两户咬牙不签协议，誓死守卫他们原来的破房子，导致10年了，其他拆迁户还是不能返迁。其他的拆迁户都有杀了这两个老街坊的心！造成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说到底，是我们的法律不健全，是我们的规定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拿这些钉子户没办法，没手段。在许多国家，都采取公决制，少数服从多数，每一个利益相关方投票，按照获得超过50％的一方来决策，另一方获得低于50％票的，将少数服从多数。这在很多国家都很成熟。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某一段区域如果进行拆迁，我们也进行一次每一个拆迁对象的公决。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以50％为分界线，那就以90％或95％为分界线，一人一票。如果有超过90％或95％的老百姓支持的拆迁条件，剩下5％的老百姓就要少数服从多数，这样，就不会产生这么多的信访矛盾，就不会产生这么多的钉子户！咱现在的法律和政策，就是拿这5％的人没办法啊！”

常友强说：“国家领导人不让我们的干部说老百姓当中有刁民，说每一个老百姓都是好的。如果每一个老百姓都是好的，为什么我们的监狱里装满了小偷、盗窃犯、杀人犯？无论是从历史来看，还是从当代大量的事实来看，有些老百姓的觉悟确实是不高的，就像这些漫天要价、狮子大开口的拆迁钉子户一样。什么国家利益，什么集体利益，都滚一边去吧。只要不答应我个人的利益索求，我就是不拆迁！谁能把我怎么样？我才不管铁路建设拖个十年八年对东州新港有什么不好的影响；我才不管铁路建设拖个十年八年对那些回迁的老百姓有什么影响。这就是这5％的老百姓！难道他们不是刁民，还是值得我们去爱护、去同情、去鼓励的好老百姓吗？”

今天常委会的讨论，确实是触及了中国改革的一个深层次矛盾。

窦党济说：“外国是没有信访局的。信访局的设置，是典型的人治，而不是法治。外国老百姓有冤屈，走的是法院这唯一的途径，有的国家是三审终结，有的国家是二审终结。咱们呢，也有法院，但是在法院二审终结之后，不但还可以向高一级法院申请复核，在复核都终结，按说这样的案子经过县、地、省、最高法四级的层层审核，是错的肯定就是错的吧，但输的一方老百姓如果不服，竟然还可以去信访局上访。这简直就是在违法！从哪个角度讲，都没有这一门子道理。这大概也是中国特色之一吧。法院都终审了，还可以去信访局上访，在全世界能不能找出第二个国家是这样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可以这样讲，信访局可以凌驾于法院的依法判决之上？当然，我讲这些话，也是违背了党纪，但是我当鹿堡区委书记，每年必须拿出大量的精力，去处理信访纠纷和信访案件，极大地牵扯到我用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方面的时间和努力。今天，借着东州新港铁路延长线的建设所牵扯到的信访矛盾，我发发牢骚罢了。如果市委要处分我，我完全接受。”

宋云生说：“市委常委会是讲□□的地方，每一个常委都应该畅所欲言，知无不言，同时也是言者无罪。党济同志的发言，我看是很发人深醒的。设立信访局，本质上就是纵容了一些对社会不满，要求条件极高的人去上访！如果有冤情，可以去法院嘛！”

王国栋说：“大家的发言，虽然可以畅所欲言，但也要讲党性，讲纪律，不能信口开河。”